一、要在树立科学犯罪应对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腐败预防的战略地位

一方面，基于过去几十年以来西方国家反腐立法迅速发展以及腐败犯罪依然高发的事实，西方国家不少学者认为，现行针对白领犯罪的犯罪化政策效果不佳乃至无效。如有学者所言：“尽管制定的反腐法律文本急剧增加，但腐败依然严重的现实表明，惩罚性反应已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无效。”另一方面，要坚定树立惩罚的确定性的作用要远大于刑罚的严厉性这一认识理念。关于刑罚之威慑力的讨论一直就是一个颇有韵味的话题。然而，众多的研究文献表明，对犯罪人判处重刑尤其是监禁刑，这一做法对于遏制其他人犯同样的犯罪而言并无效果。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于199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提高刑罚威慑作用的综合性研究报告表明，提高刑罚处罚这一做法并没有能够增强刑罚的威慑作用。此外，著名刑事法学者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和约翰·达利（John Darley）发表于2008年《牛津法学研究》的一篇论文也支持上述观点。从事刑法遏制研究的权威学者丹尼尔·纳金（Daniel Nagin)和格雷格·波加尔斯基(Greg Pogarsky)曾经指出：“就遏制犯罪而言，惩罚的确定性的作用要远大于刑罚的严厉性。”①正如学者所言：“政府应对腐败的战略对策涵盖众多关键方面，其中包括预防腐败。应对腐败的政策目标应当由简单的建立并实施合规项目转变到零容忍对待各个层次的腐败从而打造并维系廉洁公正。”

二、要着力打造有利于预防腐败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念

防控腐败一方面需要制定和实施反腐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需要风清气正的文化观念予以支撑配合。正如美国学者所言：“要构建一个人旨在控制白领犯罪及单位犯罪的良好环境，首要的就是要抛弃认为自私和贪婪乃是人类本性这种从基因上设定人类属性的传统观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无数人士蔑视积累财富这一似乎是人类天职的行为，而是选择过着最为简单的生活，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美国的作家兼自然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然而，不幸的是，很少有美国人还信奉着《圣经》中的忠告：那些积累大量财富的人将难以升入天堂。”此外，美国著名犯罪学家亨利·N.庞特尔指出：“一个旨在拟制白领犯罪及单位犯罪的公共政策，如果辅之以善良思想、被悉心且高效传播的制度所塑造的良好社会风气，这样的公共政策将发挥最佳效果。倡导善良道德的制度建构，则具有重塑个人及群体品格之功能。可以预料，这样的期待从一般意义上说可能希望渺茫，但在诸如商学院这样的地方，却值得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

三、忽视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是一些企业经营中的深刻教训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指出：人类天生就拥有一种正派体面的强烈道德感情并一直维系，除非这种良好的道德感情被糟糕的周围环境所腐蚀。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詹姆斯·Q.威尔逊还举例说，人们将小费放入酒店，且并不期待这些小费会被返还。此外，重视公司内部道德文化建设也是21世纪之初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中的深刻教训。美国著名犯罪学家亨利·N.庞特尔指出：“金融风暴之后最为戏剧的事件表明，有必要打造一种诚实而善良的社会风气。尤其是要将诚实而善良之理念传导给权威人士。例如，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是美国著名的高盛投资公司的中层经理，他在该单位任职近十二年之后公开宣布辞职。史密斯抱怨说高盛投资公司的风气日益糟糕，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具有毒害性和破坏性。在该公司，顾客往往被当作木偶对待，推出的股票尽管卖家也知道这不是好的买卖。史密斯坚持认为，诚实问题是如此重要，不应该被忽视。”

四、要高度重视防控腐败的教育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腐败预防教育

如何控制白领犯罪，教育是关键之一。这是因为：“预防腐败最为重要的措施在于适时进行教育，从小学开始。预防腐败的生力军乃是那些没有受到污染的青少年！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以及大学阶段，就应该开展关于防控腐败的教育。孩子们和学生们应当就此进行讨论，明白腐败的社会危害，同时开始熟悉并接触预防惩治腐败的对策。如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腐败现象，那么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少年。”

综上所述，可对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企业合规制度总结如下：从立法上看，美国于1977年制定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彰显了企业合规的基本理念，此后美国司法部于1991年出台的《美国组织量刑指南》首次将企业合规纳人刑事责任追究范畴。21世纪初期美国安然公司腐败丑闻发生之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SOX法案，该法要求在公司内部建立更为严厉的公司责任制度，此后美国量刑委员会针对《美国组织量刑指南》进行了首次修订，由此采取更为严厉的合规标准来倡导合规文化。美国1977年首次制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之初就力图向国际社会兜售其企业合规理念及制度，但开始并不顺利，后期由于形势的变迁以及观念的提升，国际社会的企业反腐及企业合规开始加速发展，经合组织于1989年启动了企业反腐规约的起草工作，21世纪以来欧洲、亚洲、非洲众多国家纷纷出台了自己的企业合规法律制度，至今已经形成企业合规的全球发展态势。

五、深入研究美国企业合规制度就有必要探寻美国企业合规制度孕育发展的背景因素或者说形成机理

这方面主要有：典型案件反思成为企业法治创新发展的良好契机，调查研究是推进企业合规孕育及发展的智识支撑，政企合作反腐是企业合规孕育及发展的政策指引，企业合规是现代企业风险管理及制度的重要内容，公司刑事责任的预防转型是企业合规的核心要素，合规计划纳入刑事责任是落实企业合规的最佳保障。就制度特点及立法技术而言，美国的企业刑事合规采取司法量刑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合规规则丰富实用，刑罚严厉但注重起诉策略。纵观美国企业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创新特点比较显著：一是基础研究方面，首倡“白领犯罪”这一核心概念，为国际社会企业反腐败发展奠定基石；二是规范制定方面，首制《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这一反腐专门法律，为国际社会反腐法治发展提供范本和动能；三是法治推进方面，首推企业合规及刑事合规，推动国际社会企业反腐败与企业合规的全球呈现及升级完善；四是法治机制方面，首创融合犯罪学知识的反腐高端决策机制，意义深远。

当然，美国的企业合规法律制度也渗透着以任性适用“长臂管辖”为代表的强权色彩。对于美国企业法治当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各国一方面应当着力提升自己的核心技术及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对其进行坚决而有效的博弈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