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现状及办案思路整理

一、帮信罪发展现状

（一）帮信罪犯罪人数逐年递增

 自2020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信部、人民银行联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以打击、治理、惩戒违法开立贩卖“两卡”犯罪行为的“断卡”行动以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便呈现黑马态势直接挤进年度起诉刑事犯罪情况前十,2021年以129297人占比7.4%的刑事犯罪数据排列第三，并且至今帮信罪仍排在年度刑事犯罪情况的前列，且犯罪人数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帮信罪十几万犯罪人数中，绝大多数的当事人是青年人，很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而背上案底，更多的是身陷囹圄。

（二）帮信罪犯罪呈现新特点

1.帮信罪以“两卡”（银行卡、手机卡）犯罪为主

据最高检犯罪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帮信罪中“两卡”犯罪的比例已达帮信罪总数的八成，多为向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工具。并且由于目前银行监管的力度较大，“两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大多数提供短信验证或刷脸验证服务。为辩护律师对帮信罪的有效辩护制造阻碍。

2.被告人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特征明显

近几年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部分低学历、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变得愈发艰难，电信网络诈骗的触手伸入到这部分人群之中，一部分犯罪嫌疑人缺乏对法律以及刑事惩罚的认知，会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蒙蔽，进而触发刑法。目前帮信罪中初犯人员占比较高，有的电诈犯罪组织甚至已经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作为重点发展对象。

3.犯罪链条化、层级化明显

随着帮信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断卡”行动已取得初步成效，大部分电诈犯罪手段简单的犯罪分子已经被科以刑罚。但这也意味着剩下的是更有组织，更有规模的犯罪分子。现阶段的帮信罪已经呈现分工合作、彼此依赖、利益共享的特点。黑灰产业链日渐成熟，涉“两卡”帮信犯罪已经形成了“卡农—卡商—卡头”的层级模式。并且帮信罪目前存在的核心矛盾是，绝大多数帮信罪案件中仅能够抓获“卡农”，且对“卡农”的处罚从严从重。但随时能够另起一套班子的“卡商”及“卡头”很难被抓获。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刑事犯罪中帮信罪每年犯罪人数不断增加但无法实质解决这一顽疾。归根结底，原因出在部分司法机关“浅尝辄止”，通过惩罚的从严从重来“杀鸡儆猴”不是解决问题的长法。

4.犯罪手段、方式不断智能化

帮信罪的犯罪特征近几年每年都会出现新特点，目前帮信罪已从出租、出售、非法提供“两卡”，发展到提供非银行支付账户、互联网用户账户、批量注册软件、多卡宝等技术设备，以及利用非法通讯软件、“翻墙”软件、虚拟币等方式。并且随着AI的发展，目前已经出现电诈犯罪分子利用AI实施网络诈骗的案例，AI新技术的特征必然会导致帮信罪的犯罪趋势随之进一步增长。

二、帮信罪办案思路整理

（一）依据案件事实拆接辩点

前文已经叙及帮信罪目前呈现的新特点，因此辩护律师接到帮信罪案件的第一时间就应当审查以下问题：有关罪与非罪的“明知”“金额”“情节严重”“事实特征”等以及有关量刑的“自首”“退赃”“谅解”“主体身份”“初犯偶犯”“认罪认罚”等，最后还要考量相关罪名“掩隐”“洗钱”或者上游犯罪的“帮助犯”。

（二）根据辩点针对性的提出辩护意见

1.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根据法律条文可知，帮信罪是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知道具体的犯罪种类。因此“明知”就属于帮信罪辩护中最先考虑的辩点，但由于部分当事人对事实情况会有所隐瞒，需要着重审查当事人在整个事件中的参与程度、有无刷脸、流水金额等。根据《最高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列举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已经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形中“交易方式和价格异常的”最易被公检法用来推定“明知”。部分地区更是仅根据流水数额来认定是否“明知”。

2.因此这也就体现了“金额”在帮信罪中的重要地位，金额包括帮助结算的支付金额，也包括行为人从实践中获得的违法所得。在此基础上，《新型信息网络犯罪解释》第十二条对于情节严重作了进一步明确。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支付结算金额达到100万，以投放广告方式投放资金25万以上，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情形或者满足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形，即使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也会认定构成帮信罪。

3.案件的事实反映确系已经构成帮信罪的，辩护律师应当展开量刑辩护的工作，考虑当事人是否具备“自首”“退赃”“谅解”“主体身份”“初犯偶犯”“认罪认罚”等情节，其中主体身份是学生、残疾人、未成年等特殊群体，笔者经过对帮信罪的判决检索，发现具备此类身份的当事人较容易获得罪轻结果，通常会判处缓刑。但帮信罪在我国还存在着地域特点，部分地区对此罪的处理是从严从重，基本一概判处实刑，部分地区对此罪的处理会轻一些，满足条件的，会给出缓刑判决。因此，辩护律师在接案后，需要检索帮信罪在办案地的处理形势，这很重要。

（三）无罪辩护及罪轻辩护观点汇总

1.无罪辩护

（1）行为人不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不具有为他人提供广告推广的主观故意；

（2）行为人没有为三个以上犯罪对象提供服务；

（3）犯罪数额未核实清楚；

（4）未达到立案标准；

（5）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不确定；

（6）没有参与犯罪活动；

（7）购买银行卡的价款未查清；

（8）违法所得未达到追诉标准；

（9）行为人不明知其帮助办理的公司营业执照和对公账户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10）行为人所取得的报酬其不知道是赃款；部分当事人未取得报酬，将“两卡”借给朋友使用。

（11）在主观上明知程度不详,也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以及无法证实其是否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

2.罪轻辩护

（1）系在校学生；

（2）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的辅助作用；

（3）其实施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属于犯罪未遂；

（4）提供给他人的银行卡，是行为人自己的且数量较少；

（5）在工作中属于一般的员工；

（6）加入的时间较短；

（7）获利较少；

（8）认罪认罚；

（9）认罪态度好，看守所表现好；

（10）积极退赃并取得谅解；

（11）自首、坦白；

（12）无前科，初犯、偶犯；

三、律师视角对治理帮信罪的建议

（一）区分“小喽啰”和“大头目”

每年递增的帮信罪犯罪人数体现出，现有的帮信罪判罚并没有触及解决帮信罪的实质问题，在笔者看来，帮信罪泛滥的根源在于电诈犯罪的猖獗，目前随着新型AI技术的普及，应当对电诈犯罪的新型特征有所预判，进而针对性的通过技术手段扼制新型电诈手段在国内的传播。现有的刑事政策是“依法从严惩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帮信罪很明显的属于关联犯罪范畴，目前处于国家从严惩处的政策之中。但因成为“卡农”而卷入帮信罪的部分当事人就成了政策漩涡中的一滴水，完全无法被看到。笔者认为基于目前的电诈泛滥情况从严从重是应当的，但应当从严从重的是电诈犯罪以及帮信罪中的“卡头”、“卡商”。这些人对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数量猛增、黑灰产业蔓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大于小小的“卡农”，但目前实践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帮信罪侦查机关只能抓到“卡农”，因此检、法根据政策对“卡农”从严惩处。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环节任何机构做错了，但这些“卡农”的悲剧性却无法被人看到。他们中的大部分群体是因更重各样的原因导致经济困难才卷入到帮信罪中，但依据现有的从严惩处政策会导致“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帮信罪的判罚也应当追求刑法的罪刑相适应，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二）追求不枉不纵

公检法在处理帮信罪的过程中既要考虑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对象、次数、类型、行为方式、犯罪工具、非法获利等情况，同时也要考虑行为人的其他情形，避免片面认定、推定明知。注重全链条体系把握、多因素综合考量，避免仅依据涉案“两卡”数量或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的流水金额认定构成“情节严重”。强调根据明知内容、涉案资金性质、是否实施或配合实施线下帮助行为、与信息网络犯罪关联程度等方面，细化帮信罪和掩隐罪的区分标准。

（二）追求宽严相济

对再犯、组织犯、职业犯等依法从严，对于多次、向多人或者跨境提供帮助的，“卡头”“卡商”等职业犯，犯罪集团、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等，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群体实施犯罪的，依法从严惩处。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依法从宽，综合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情节，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情节较轻的涉“两卡”行为人，自愿认罪认罚，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数量较少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少，或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或配合追赃挽损所起作用较大的，可依照行政法律处罚。公检法应积极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追求社会平和稳定和有效帮信罪治理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