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各界持续研究企业合规制度，尤其是刑事合规，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成果斐然。从法学界至实务届，再到检察院对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探索，无一不彰显出合规制度在我国的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然而有言云：知不足，然后能反思；知困惑，然后能自强。目前我国学界的企业刑事合规研究尤其是全球视野研究依然存在着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必要和空间：

一是研究视野方面，我国学者在企业刑事合规全球视野研究中主要聚焦于美国、欧洲等个别国家企业刑事合规的考察研究，比较缺乏关于OECD等相关国际或地区性规约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企业刑事合规的考察研究，从而难以全面领略当代企业刑事合规的全球趋势及其内涵要义；

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平面式研究旨趣，动态式、发展性研究明显不够，从而难以全面把握企业刑事合规的发展历程、内涵嬗变及其趋势规律。

本节以全球视野考察研究企业刑事合规（以下简称刑事合规），详细解释了刑事合规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内涵外延，以及单位犯罪内涵构造预防转型的制度范式、动因考察、体系地位，具有巨大启示意义。

编辑：丁胜

企业刑事合规视野下的单位犯罪内涵构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法所有罪名中单位主体构罪范围的显著扩张；二是企业预防内部违法犯罪的组织性监管控制机制（合规计划）切入单位主体刑事责任认定及追究（包括单位入罪及单位出罪两个方面）的模式尺度。全球考察，以美国1991年《组织量刑指南》率先推行刑事合规为发端，至 21 世纪初刑事合规已经成为全球趋势。伴随着刑事合规的全球发展，当代国际社会一方面显著扩张了单位主体在刑法所有罪名中的构罪范围，另一方面已经广泛认同并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本文略过单位主体构罪范围显著扩张这一基础性方面，仅就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这一内涵性方面予以重点研究。

（二）单位犯罪内涵构造预防转型的动因考察

首先，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是监管主导型企业犯罪对策的刑法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渐形成了一种关于应对企业腐败犯罪的政策性认知，即公司犯罪法律应对的关键性措施不是刑罚而是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虽然处罚企业犯罪的经济刑法日益严厉，但企业犯罪依然高发，这就表明单纯依赖严厉刑罚的传统企业犯罪对策遇到了瓶颈，应当开辟新的预防性路径；

二是企业预防内部腐败的传统内控机制往往缺乏预防特定风险的针对性及有效性，企业内部腐败依然频发，实际上造成了所谓的“虚假安全感”；

三是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受到介入条件门槛偏高、配套资源有限以及自身腐败寻租等因素的制约，在监管行业及企业腐败方面难以完全满足社会的期待和信赖。显然，监管主导型企业犯罪对策渗透到经济刑法当中，就要求实行组织模式的公司犯罪及刑事责任制度，即将公司犯罪及刑事责任的主要依据奠基于组织性监管（合规计划），而不是公司高管或员工的职务行为、主观目的（为单位谋取利益）、违法程度及危害结果等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其次，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是经济刑法凸显预防性整合的必然指向。全球考察，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还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知识支撑，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美欧发达国家且持续 30 余年的“合规运动”。这场“合规运动”由此成为过去几十年以来全球商业领域的重大风向，一方面在基础理论上对各国经济刑法的内涵嬗变带来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法治实践方面使得犯罪预防成为企业管理与企业法治的突出主题。

例如，德国法学家克劳斯·蒂德曼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经济刑法整合理论，认为一方面经济刑法以公司企业这一组织性主体为规制对象，以公司企业腐败的组织性预防为着力方向；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这一趋势要求，应当针对经济刑法进行预防导向的系统整合。蒂德曼进而认为，不到位的组织监管就是公司刑事责任的核心内容。实际上，蒂德曼不但是负责起草《保护欧洲共同体金融利益公约的第二个协议》等欧盟反腐规约的主要法律专家，因而其观点深刻影响着欧盟众多反腐规约及指引的制定出台，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后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OECD、欧盟、南美、非洲等国际及地区性反腐规约也体现了类似的企业责任理念。

可见，蒂德曼的经济刑法理论认为，企业合规计划就是企业避免刑事责任的关键依据。再次，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是自然人主体与单位主体之间不同犯罪防控路径的内在要求。犯罪学研究表明，作为组织的公司企业有着与自然人显著不同的犯罪原因、责任内涵及预防路径：自然人犯罪传统上以街头犯罪为主要违法行为类型，其犯罪原因主要源于人格环境，如家庭环境、同伴交友、学校教育等，性质上具有回溯性和非当前控制性；与此不同，公司企业犯罪属于组织性犯罪，其犯罪原因除体制机制、社会环境等宏观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企业内控合规及企业文化等组织性因素的欠缺，这些内部致罪因素具有当前性和可控制性。

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如下三个启示：一是需要结构性审视和区分自然人犯罪及企业单位犯罪的犯罪原因及其刑事责任内涵，尤其是应当聚焦公司企业的组织性特点来构建企业的刑事责任制度；二是着力构建防控公司企业腐败的组织性预防机制即企业合规计划；三是应当就自然人主体、单位主体之间的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及定罪量刑制度予以新的结构性区分。例如，美国以出台1991年《组织量刑指南》为契机对自然人与单位两类主体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予以结构性区分之后，21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日益彰显了这种区分。

（三）单位犯罪内涵构造预防转型的体系地位

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作为刑事合规的核心制度，不但成就了刑事合规的生成及发展，更是激励和促进了企业合规计划的普遍实行及有效实施。

例如，一项1999年的调查显示：那些已经实施了合规计划的公司，其内部发生不道德或违法行为的概率显著降低，同时征求道德意见、向管理层举报违法行为以及更好地为公司效力的职工比例明显增加。原理上看，如何激励企业主动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是企业合规尤其是刑事合规法律实践中的主要考量及焦点问题。对企业而言，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使得合规计划得以成为认定单位犯罪以及是否起诉的主要依据，从而起到了激励企业制定和实施有效合规计划的显著促进作用：

一方面，企业犯罪发生之前的有效合规计划使得企业得以实现与高管或员工之间刑事责任的切割分离，由此保障企业行稳致远；

另一方面，企业犯罪发生之后的涉罪企业同样可以通过有效的合规计划获得刑事责任的减免（如企业合规不起诉），由此激励企业在吸取教训的同时更加重视有效合规计划。原理上讲，有效激励企业合规，决策者通常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即法律强制与责任制度；责任制度包括企业合规管理中的责任制度以及企业合规的法律责任制度，其中企业合规法律责任制度尤其是企业合规刑事责任制度是激励企业合规的核心制度。

总之，理论观念及法律实践中认识到单位犯罪内涵构造的预防转型对于有效激励合规计划的关键作用，对于企业合规尤其是刑事合规而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