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认罪认罚案件之律师有效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效率实现方面得到一致好评。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数据显示，适用率从2019年的49.3%提高到2021年的89.4%,增加了40.1个百分点，2022年1月至9月已经提升至90.5%。但是，高效背后的代价是司法存在“仓促”、司法机关职权主义色彩浓厚；控辩双方平衡的天平不断倾斜，出现权力覆盖权利的现象，检察机关确定的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采纳”等条款不可避免的使得被告人的处罚决定主要集中于审前阶段，而后续的庭审主要是流于形式，仅仅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等进行审查，这就使得律师辩护一定程度被湮没。但是律师有效辩护又是保障被告人基本权益的直接且有效途径。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的阻碍以及应当如何完善。

有效辩护一词来源于西方，陈瑞华教授称之为：“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担任辩护人后,忠实于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尽职尽责地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及时精准地提出各种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与有权作出裁决结论的专门机关进行富有意义的协商、抗辩、说服等活动。”域外国家通常认为当事人获得有效辩护是其基本宪法权利，并且规定撤销判决作为无效辩护的制裁措施。我国的有效辩护历经当事人有权获得辩护到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再到现在的有效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机会。足以可见我国日益重视当事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益。现阶段，有效辩护的基本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1）当事人有权聘请并实际获得专业刑辩律师作为代理人；

（2）辩护律师能够及时介入案件，充分阅卷，并就相关疑问能够在合法的限度内与检法机关以及当事人进行沟通；

（3）辩护律师能够恪尽职守，本着认真负责态度进行调查取证、努力服务于当事人的根本利益；

（4）国家能够充分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

（5）当事人在权利遭受侵害时,有完善的权利救济措施对其进行保护。

总体而言，所谓有效辩护指的是检察院、法院以及当事人三方能够恪尽职守，各司其职，在考虑案件效率的同时能够以当事人的利益为重，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有效辩护权，从而减少案件不公正率和冤假错案的发生。

（一）明确有效辩护标准

上述已经提到，现在并未有官方文件将有效辩护的标准予以明确，这就导致了实务中无法可依的窘境。我综合各学者以及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界定：首先是被追诉人是否满意？也即是否达到其预期目标；再者，辩护律师行为是否妥当。前者，并不是要求辩护结果令当事人当然满意，而是辩护的过程以及辩护的行为能够令当事人“心服口服”，所有的程序都是在公平正义的基调下推行的，无论结果是否对当事人有利，当事人都心悦诚服地接受，此谓“达到预期目标”；而后者，要求辩护律师行为无明显不当，即辩护律师不能消极怠工，要积极作为，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积极与被追诉人会见，了解案件事实，与被追诉人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案件进程等，充分尽到一名辩护代理人的职责。

（二）均衡控辩关系

由于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其中程序的推进等都是以检察院为主导，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一些“强迫”和“非自愿”，因此，在之后的认罪认罚制度改革中，要注重均衡控辩双方的关系。检察机关不能为了追寻结案率、认罪认罚率等而忽视被追诉人利益的保障，更不能以权力进行“压迫”，不以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为唯一条件，“诱惑”被追诉人非自愿、不理性地选择认罪认罚。应当保障被追诉人在接受值班律师会见、充分了解案件事实以后自愿认罪认罚，不能以公权力来要挟或者阻碍被追诉人与代理律师会见。

（三）发挥值班律师效用

值班律师制度的初衷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实务中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益。因此，未来需要着手完善值班律师制度。要保障值班律师”辩护人“法律地位的实现，而不应该将其仅仅置于”见证者“这样的尴尬地位。要最大程度允许值班律师发挥辩护权和与辩护权相关的权益——比如阅卷权、参与量刑权以及表决意见等权利。

（四）完善无效辩护的相关救济措施

律师无效辩护，目前并不存在一定的惩罚和制约措施，这就导致了部分辩护律师对待案件并不“上心”，因此，需要出台相关救济措施。比如，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前无效辩护审查，法院应当依权对辩护律师是否尽到有效辩护进行实质审查。如果符合无效辩护，法院应当撤回原判决，并对无效辩护律师进行相应惩处。